“知青八年之于我，没有青春无悔，没有血色黄昏，没有浪漫激情，没有怨天尤人；有的只是如今的我，有的只是理性的反思。”接受采访时，年仅48岁的“老三届”成员之一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袁卫如是说。
1966年毕业于北京101中学，1968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，袁卫就这样成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。在紧临珍宝岛的沼泽地里，年轻的袁卫们冬天修公路、伐木，夏天开荒、种田。在1969年珍宝岛战役打响之后，他们血脉贲张，拿起了武器，准备精忠报国。“在这八年中，我干过农活，也作过团里的摄影师，还盖过房，当上了排长。生活不可谓不苦。然而苦中也有乐。这主要就看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。我的经验，就是始终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，开动脑筋，不让自己消失在磨难之中，不让自己的思维停滞不前。”袁卫在建房时，把自己回北京探亲时看到的建筑式样都搬到了北大荒。虽然材料不如北京，但这已足以让他指挥建的房子令人刮目相看。利用中学物理课学的知识，他还发明了节柴灶。这些并没有使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受到任何不公的待遇，反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。这使他认识到，即使在“打倒知识”的年代，知识也还存在着巨大的价值，“书生”也还有用。就这样，袁卫开始了他的“读书之旅”。
“虽然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看《资本论》《列宁选集》，但这已足够让我这个初中生满足了，”袁卫说。阶级斗争的围城里，革命的大熔炉里，袁卫孜孜不倦。这为他1977年重新参加高考夯实了基础。时至今日，他说：“没有书读的日子是最令人苦恼的”。八年的知青生活，八年的艰难困苦，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。对所有的人，这都是一种磨炼。回想那些在身体上、精神上遭受过或多或少、或大或小的摧残的战友，袁卫不禁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。
1977年考上天津财经大学；198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，攻读硕士研究生；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并攻读博士研究生；评上了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出版了学术专著；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工商学院作访问学者；又先后担任了人民大学统计学系主任、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等行政职务。这10年，可以说是袁卫比较顺利的人生阶段。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书生本色，潜心研究中国的保险精算业，并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。同时，他还开始进行高等教育的研究，以适应新岗位的要求。
“我们的学校要严格遵守《高等教育法》规定，依法自主办学；我们的教师要按照大纲的要求，坚持独立的学术品格，提出有新意的学术创见；我们的学生要进行开放性学习，培养自己的学术特色。从而真正使我们的大学具有面向21世纪的竞争实力。”这是袁卫教授的书生之见，也是一个书生对众多后来书生的殷切期望。
